3 猪生产性能的测定
3. 1 测定的记录依据
3. 1. 1 不同亲属记录：性能测定的记录可以来源于后裔、同胞和本身。依据后裔记录进行选种是最准确的，因为选种就是为了获得更优秀的后代，但由于后裔测定会使世代间隔延长，而且测定的能力有限，因而也就影响性状的年遗传改进量。猪的许多肉用性状都是中、高遗传力性状，依据同胞或本身的成绩选择就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3. 1. 2 多种亲属记录的结合：与利用单个亲属信息相比，同时利用多种亲属的记录会提高育种值估计的准确性。BLUP育种值估计方法正是由于它可以充分利用各种亲属的信息，能消除由于环境和选配等造成的偏差，能考虑不同群体不同世代的遗传差异，因而可以提高选种的准确性。
3. 1. 3 多个性状记录的综合：在猪的BLUP育种值估计模型中，可以包含多个性状，这就是多性状BLUP方法，但包含的性状不宜太多，一般以2～3个性状为宜。
3. 2 测定方式 早期的种猪测定方式大致可分为本场测定和测定站测定两大类，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还产生了一种新的测定方式，即网上测定（on－net test）。本场测定完全是在本猪场进行的，而测定站测定则是将被测猪只集中在一个相对一致的环境（测定站）下进行的。由于各场的饲养管理和测定条件不同，本场测定的结果在不同场之间无法进行直接比较。测定站测定虽然克服了本场测定的上述缺点，但又容易造成疫病的传播和扩散，使得测定结果性能优秀的种猪无法返回本场使用。将本场测定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起来，既可发挥本场测定的优点，又可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使得种猪的测定在本场内就能完成。具体做法大致为：将各场测定的性能记录及时地通过计算机网络传入中心数据库，如果各场种猪间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遗传联系，借助相应的育种值估计软件就能很快地对各场测定猪只的育种值进行估计，并进行不同场间的比较。由于网上测定方便快捷、准确性高，不会传播和扩散疾病，因此对于开展种猪的统一遗传评定以进行联合育种具有重要的意义。4 目前我国猪育种问题及原因分析
与中国作为世界猪肉第一生产大国严重失衡的是，我国的种猪质量却一直没有大的、实质性进展，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中国悠久文化历史形成的独特消费市场和长期计划经济等因素作用外，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4. 1 缺乏长远的育种眼光和有效的组织 长期以来中国的猪育种工作大多以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于缺乏与市场直接联系的经济实体，未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只有直接从事养猪生产的企业，甚至专业的育种公司才有可能组织结构合理的繁育体系，内部协调好各功能群体经营者的利益，建立有效的育种体系。
4. 2 缺乏系统、持久的育种规划 猪育种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众所周知的，在缺乏长远利益眼光和结构完善的繁育体系情况下是难以长期执行有效的育种规划的。
4. 3 缺乏牢固的基础性育种工作 猪育种依赖于长期坚持不懈的性能测定，需要积累大量有效的育种数据记录，这是制约我国猪育种工作的决定性因素。长期以来由于养猪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经营规模有限，难以开展具有商品生产价值的育种工作，缺乏有效的育种措施,基本育种资料记录系统也不完善，基层种猪场技术力量不足、水平不高。
4. 4 育种核心群规模小 长期以来国内猪育种的主要形式是以科研项目进行，多数是以短期(如五年计划)内进行若干世代的选育达到一定的技术指标为目的，小群体闭锁继代选育成为流行的方式，所能维持的育种群规模很小，难以获得具有商业价值的育种进展。4. 5 育种资金投入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在猪育种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而且实际上投入到猪育种改良方面的资金也大大低于引种投入资金。另一方面由于猪育种通常以科研项目方式进行，养猪企业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难以主动在育种方面进行投入，这也是缺乏与之相应的有效繁育体系的结果。
从技术水平应用上看，我国从种猪测定、人工授精等应用技术，到BLUP、REML等统计方法，以及DNA 标记辅助选择、分子育种等技术均已掌握，但所有技术的应用都在局部的范围、单一场内，未形成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应用。导致至今未能形成强有力的种猪测定服务体系，没有国内自行估算的遗传参数、经济加权系数。表面上看，各项技术已在养猪业上应用，实际每项技术均还远未能发挥该项技术应有的效果，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潜力还非常大。可以认为，国内育种界对现代育种理论掌握上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所缺乏的是长期坚持的育种基础性工作和遗传评估体系，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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