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于疫病控制的猪繁育体系的建设

          动物的良种繁育体系包括纯种繁育体系和杂交繁育体系，其中杂交繁育体系又包括终端杂交、轮回杂交和终端轮回杂交三类，每一类杂交方法中按所应用猪种的多少又可进一步区分，例如终端杂交可分为二元终端杂交、三元终端杂交和四元终端杂交等。各种繁育方法各有利弊，不同的畜种，生产不同的畜产品，生产市场条件不同，适宜的杂交方法也不同。
         目前我国规模化养猪业中商品猪场多采用三元终端杂交，即杜×（长×大）和杜×（大×长），或者四元终端杂交，即（皮×杜）×（长×大）和（皮×杜）×（大×长）。其中三元终端杂交繁育模式是二十世纪80年代国内养猪业借鉴国外经验及国内养猪试验后大规模推广而形成的经典模式，四元终端杂交繁育模式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皮特兰猪在国内的推广，商品猪场利用其高瘦肉率，采用皮杜公猪作为终端父本而逐渐推广起来的。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养猪业对猪繁育方法的选择是基于能使商品猪生产者在一定的市场、生产条件下获得最大利润，种猪生产者使用这种需求生产相应的纯种或杂种种猪也因此而获得最大利润。

当前我国养猪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主要表现在：
1、瘦肉型猪在规模化养猪场得到全面推广。
2、通过20年不断从国外引进种猪和选育、扩繁、推广，我国主要瘦肉型猪的遗传性能显著提高。这可以从广东省2002年和北京市2003年种猪测定站的测定结果（见下表）看出。

2007年广州种猪测定站参加投标的种公猪个体测定平均成绩及最好成绩
(25-90kg体重校正成绩)

2008全国种猪擂台赛种猪个体测定平均成绩及最好成绩
(30-90kg体重校正成绩)
但是养猪业总体水平依然不高，出栏率低于130%，每头母猪年提供肉猪15头以下。所以说，杂交商品猪的遗传水平并不低，但是饲料、饲养、疫病严重制约了遗传潜力的发挥。
3、猪存栏数和出栏数显著提高，猪肉产量达到4300万吨以上（2007年），养猪业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效率和效益。
4、养猪的商品化生产模式已经成熟，规模化养猪生产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显著加强。
5、我国进入WTO后，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来自国外的猪肉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我国市场。
6、疫病防疫形势趋于严峻而导致的安全无公害食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和国外猪肉市场因此受阻。特别是我国猪肉产品因为疫病问题引起的相关后果严重制约猪肉产品的出口，国际市场呈现萎缩局面。2002年中国出口活猪190万头，猪肉出口总量24万吨，而且主要出口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新加坡，出口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很小。
7、规模化养猪场由于疫病问题导致死亡率明显提高而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形大量发生。疫病已成为我国规模化养猪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
因此，新的国际化市场形势下，我国养猪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需要我们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采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提高猪的健康水平，实现安全无公害生产。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逐渐重视这个情形，在政策法规上，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和规范
（如安全无公害食品生产规范等），启动了一些工程（如畜产品标识制度、安全无公害食品行动工程等），并且将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如疫病公开、限制活猪的流通等），来控制疫病的爆发和蔓延。规模化养猪场也纷纷采用早期断奶、加强免疫，甚至三点式生产等一系列措施，来控制疫病的发生及其危害。这些措施无疑对疫病控制将起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仅限在管理和生产技术上，属软件范畴，还不够，彻底执行起来还很困难（例如种猪的运输就没法限制），也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这过程中，我们还需要配套地从硬件上，即对繁育方法作一些改革，才能彻底解决这个大问题。
我国现有的猪杂交繁育体系包括选育、引种、扩繁、商品猪生产等环节。与之相适应的猪场及其功能分为1、原种猪场，主要引进国内外纯种，进行选育，扩繁，为祖代场提供祖代种猪（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皮特兰）、为商品场提供终端公猪（杜洛克或者皮特兰）。2、祖代猪场，主要引进祖代种猪进行杂交生产，为商品猪场提供60-70公斤体重的长大或者大长二元母猪，部分祖代场也生产皮杜公猪。3、商品猪场，引进祖代猪场提供的二元母猪和原种猪场的纯种公猪或祖代猪场的杂种公猪，杂交生产商品猪。选育、引种、扩繁环节都可能是疫病蔓延的途径，所以也都可能提供疫病预防的解决方法，但难度不通，所需的时间不同，成本也不同。
1　种猪选育与疫病预防
目前，全国有瘦肉型种猪场200余个，但存栏种猪500头以上的种猪场不到三分之一，且多数选育场为了提高种猪销售量，都饲养多个品种的种猪，因此单位种猪场单个品种的育种群规模都比较小。多年来，在传统的闭锁核心群育种思想指导下，每个猪场各自为阵，相互之间极少交流，导致我国猪育种总体上呈现没有组织、育种场之间互相独立、相互竞争的局面。多数种猪场即没有能力发展成为典型意义上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种企业，又深恐联合育种带来疫病风险增大或者产品优势受到威胁。由于这些制约因素，虽然我国在1993年以来相继成立了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育种协作组，但都局限在技术讲座和交流；各地兴建的种猪测定站也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育种方法上，由于缺乏足够的投入同时还要照顾种猪销售，多数种猪场还处于根据体型外貌或者体型外貌加表型选择的阶段，同时，为了减缓发生小规模猪群的近交衰退，多采用保留血统的家系内选择方法，育种效率普遍低下，优良基因不断流失，猪群遗传水平逐年下降，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需要定期引进种猪，陷入引种-扩繁-退化-引种的局面。整体上，我国的种猪场实质地成为国外种猪场的不同级别的扩繁基地。大规模活猪引种过程一旦引入新的病原，导致传染性疫病的发生，严重影响种猪场的正常生产与经营，根本谈不上育种工作。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疫情阻碍了了我国猪育种的发在抗病育种技术上，猪疫病种类多，但迄今为止，猪抗病的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机理还处于研究阶段，所以抗病力选育的测定性状不清楚，不同疫病的抵抗力之间、抗病力与经济性状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
所以，以我国现有的育种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近期内培育出抗病猪群的可能性极小。
2　引种与疫病预防
目前的终端杂交繁育体系中，原种场、祖代场和商品猪场都必须定期地从外引进种猪，才能维持持续种猪或者商品猪生产。以国内外现有的检疫技术和体制，引种的过程必然存在巨大的引入疫病的风险。所以，要降低这种风险，就必须减少引种次数和头数，保证引进健康的种猪，改变引种的方法。
原种猪场为保持了市场竞争力不断从国外引种，而且目前主要绝大多数是通过活猪方式引进，最近10年我国平均每年从国外引进约1000头种猪，虽然有海关检疫等环节进行疫病控制，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进了一些严重的疫病，典型的有萎缩性鼻炎，蓝耳病。因此，未来我国应该以精液或者胚胎的进口取代活猪的进口。
原种猪场是整个繁育体系的龙头和基础，没有健康的原种猪，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祖代猪、父母代猪和商品猪，也不会有安全的猪肉食品，因此原种猪必须是SPF猪，原种猪场必须是SPF育种场。
表祖代猪场的主要作用是将群体扩大，特别是繁殖母猪群，将原种猪场的遗传进展加以扩大，并获得一定的杂交优势。由于没有经过配合力的选择，这种杂种优势的量非常有限，甚至可能产生杂种劣势。在这过程中，如果引进的祖代猪群不健康，则同时也将原种猪群的疫病加以扩大，导致生产的父母代种猪也不健康。
商品猪场应用这些种猪生产肉猪，一方面生产性能没法提高，兽药费用增加，肉猪的健康及兽药残留问题也因此产生。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现有宝塔型的三元或四元终端杂交繁育体系在预防疫病蔓延方面具有先天的不足，需要转变为轮回杂交繁育体系或者终端轮回杂交繁育体系才能改变通过引种导致的疫病蔓延的状况。
3　杂交方法与疫病预防
将现有的三个层次的终端杂交繁育体系变成两个层次 （SPF种猪选育场和商品猪场），配套进行社会化的人工授精站建设将在疫病控制和猪群改良上发挥重要作用（见下图）。商品猪场建成后，从SPF种猪选育场一次引进少量SPF大白母猪，从人工授精站引进SPF长白公猪精液，进行二元杂交，生产长大二元猪，其中的公猪从留个别作为试情公猪外，其他全部去势育肥，母猪中选留最好的个体作为后备猪，用人工授精站引进的SPF大白公猪精液配种，其余的育肥。这样每个杂交世代轮回应用长白和大白公猪精液配种，生产后备母猪和商品猪。
这个体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商品猪场自己选留后备母猪，避免后备母猪的持续引进，既降低引种成本，又降低潜在的疫病风险。
3.2　每个世代引入最优秀的公猪精液，使商品猪及后备猪同步得到种猪选育场的遗传进展，猪群性能稳步提高。没有了祖代猪场这个环节，减少繁育体系的层次，既提高遗传扩散速度，又减少了疫病蔓延的风险。
3.3　由于引种数量的大量减少，导致种猪选育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优胜劣汰，促进种猪选育场的育种工作和猪群保健工作的完善，生产出遗传性能高同时健康的精品种猪。国家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扶持SPF 猪场和人工授精站体系的建设。
3.4　减少所应用猪种数量，在育种投资有限的情况下集中资源培育长白猪和大白猪两个瘦肉型猪种。从以上测定结果看，现有的长白猪和大白猪生长育肥性能已超过杜洛克猪，而繁殖性能更明显优于杜洛克。
结论
为了控制疫病蔓延局面，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我国养猪业需要从繁育体系上一系列环节上进行改造。包括：以精液或者胚胎的进口取代活猪的进口；建设和发展SPF种猪选育场及人工授精站服务体系；将杂交繁育体系由现有的终端杂交繁育改为轮回杂交繁育或终端轮回杂交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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