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有关结核病的问题
从长沙马王堆汉代古尸的胸片中发现陈旧结核病灶的事实证明，结核病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1950年链霉素、异烟肼等抗痨药问世，再加上BCG苗，结核病的防治出现空前的转机。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疫苗加药物的防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全球性结核病回升现象，多数发达国家与4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结核病病人明显增多。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有20亿人被结核菌感染，每年新增病人800万～l 000万，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据卫生部调查，我国1／3的人口已感染TB，超过4亿人口，目前有结核病病人500万，占全球结核病病人l／4，1990--2000年间患病人数较前反升不降。全球，包括我国扑灭结核病受挫给我们留下什么借鉴呢?
2.1 结核病的免疫
结核病的免疫是细胞内的感染性免疫，初次感染对再感染有免疫力，这即是著名的Koch氏现象；结核菌能在正常机体的巨噬细胞内生长繁殖，细胞介导免疫(CMI)是本病的特异性免疫。结核病也有体液免疫反应，但不是有效的免疫反应。人首次感染TB后，仅极少数人会得TB，多数人并不发病，这是因为TB在初次感染人后，可与多数宿主处于共生状态。
2.2 结核病重新活跃的原因
结核病的重新活跃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事实证明，那种认为有了链霉素、异烟肼、卡介苗后，结核病就会迅速被控制的观点是错误的。人们忽视了结核菌在系统进化中的生命潜力，也忽视了疫病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表明，结核病重新活跃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
(1)非结核分支杆菌活跃。众多非结核分支杆菌，如堪萨斯分支杆菌、胞内分支杆菌、海洋分支杆菌、瘰疬分支杆菌等等均可广泛感染人群，尽管它们有十分清楚的地域性，如堪萨斯分支杆菌多见于得克萨斯州、芝加哥、伦敦、鲁尔工业区等。我国的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率为15.4％。它们在感染人体中可诱发相应的抗体，干扰BCG苗的免疫效应。
(2)结核菌在长期的系统进化中出现了低毒力的新菌株，而BCG苗不能对这种低毒力新菌株的攻击产生保护。
(3)结核菌的耐药性在系统进化中加强。研究表明，初始耐药率为28.1％，继发性的耐药率为41.1％。不能治愈的病人增多，无疑成为最危险的传染源。
(4)结核病患者不仅在贫困国家增多，而且在发达国家也增多，这无不说明，疫病的发生不仅与营养有关，还与城市化进程、生活与工作节奏的加快、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夜生活)等环境因素导致的免疫力下降息息相关。
2.3 面对TB的重新活跃，WH0将BCG苗纳入扩大免疫规划
在高发病地区实行儿童强制免疫，其目的是防止粟粒性结核和结核性脑膜炎，且降低发病率；对现已感染的人群并无其它措施；在低发病地区并不实行强制免疫。这都体现了共生的原则、经济的原则。H.H.Kleeburg等在《人畜共患病》一书中写道：“我们现在还不能控制这些分支杆菌……，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与它们共处”。这或许就是我们从人类与TB斗争史中得到的最根本的启示。
2.4 从结核病卷土重来的发病学、流行病学中比较猪病的问题
(1)结核病感染人的情况与蓝耳病(PRRS)感染猪何其相似。我国猪群PRRS感染率高达90％～100％，但发病的毕竟是少数。说明蓝耳病病毒(PRRSV)与猪群可以处于共生状态，并不影响生产性能。之所以发生PRRS或诱发其它疫病，是因为这种共生状态遭到破坏，其原因在于猪群健康水平低下。
(2)不良的环境因素与精神紧张的应激状态引发发达国家结核病的发病率上升，而养猪业的集约化生产中不符合猪的生物学习性的不良环境因素与精神伤害是我国猪病肆虐的主要根源。
(3)非结核分支杆菌对BCG苗免疫效应的干扰又与BVDV和BDV干扰HC苗免疫效应何其相似，这一点值得在HC防制中，特别是农村散养户的HC防制中予以充分的重视。
(4)结核菌对抗菌药物的高耐药率反映了病菌在抗菌药高压环境下的普遍规律，目前在养猪业中盛行的保健用药(主要是抗菌药)效果越来越差，是这一规律在猪病防治中的体现。全面禁止抗菌药的保健用药；是养猪业长治久安的重大策略。
3 走出“消灭疫病”的误区。“管理疫病”应是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防制猪疫病的指导思想
我国猪群的庞大基数、每分每秒出现的大量新生易感个体(以存栏4 700万头母猪计，每天约有24万头母猪分娩，每分钟约有l60头母猪分娩，每天约有240万头新生易感个体出生)、猪群分布上的高分散度以及几十年猪病防制实践证明，以现有的财力和人力消灭猪疫病不现实，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现有的猪疫病和未来出现的猪疫病必将与猪业共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H.H.Kleeburg说得好，我们必须学会与这些病原微生物共处。怎样才能学会呢?人类应认识到消灭它们是办不到的，至少目前是如此。人类以高级生物的姿态去管理它们，管好它们。作为被管理者，它们最起码的要求是什么?是生存权。人类应当给予它们生存权，不要滥用疫苗去“消灭”它们。人类霍乱的隐性感染率为59％～75％，鼠疫也有较多的隐性感染者，这两种疫病流行时，人医不可能对大量的隐性感染采取措施。换言之，隐性感染者的存在并没有妨碍人类对霍乱、鼠疫的控制。这些病原菌在隐性感染者体内受到良好的非特异性免疫力的控制，与人体共处稳态，随着以后特异性免疫力的产生，病原菌或死亡，或仍与人体共处稳态。
猪的疫病中，病原微生物能与猪处于共生的现象越来越普遍。PRRSV在我国猪群中的感染率高达90％~l00％，但发生临床疾病者不多。笔者在近两年半的时间内接诊80余场次，只见到6例PRRS。上海奉贤县兽医站2008年检验结果表明，蓝耳病的检出率只占到送检病料的30％左右，并且都是由接种商品疫苗或自家茁引起。细小病毒病PP)、圆环病毒2型病(PCV2)、乙脑(JE)、猪流感(SI)、伪狂犬病(PR)等病又何曾不如此?鉴于此，从六方面管理好疫病。
3.1 做好必需免疫，即对种猪群做好猪瘟(HC)、口蹄疫(FMD)、伪狂犬病(PR)、乙脑（JE)、细小病毒病(PP)的免疫，对商品猪做好猪瘟(HC)、口蹄疫(FMD)、伪狂犬病(PR)的免疫。其目的是减少现阶段的临床发病率。
3.2 实行带有猪瘟野毒或弱毒的种猪强制淘汰制。
3.3 做好猪群与病原微生物之间的同化工作，使其共处稳态之中。要祛除与猪群生物学习性不符的环境应激因子，如霉菌毒素、高密度、低劣质量的舍内空气环境、缺乏运动等，使猪群有良好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让猪群少量、长期、充分接触本来就存在于猪群中的所有微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让它们相互同化，共处稳态。
3.4 科研机构要密切监视野毒与疫苗毒在长期流行中的变异，警惕不为疫苗保护的新毒株的出现，并及时研制出新的疫苗。
3.5 禁止抗菌药的保健用药。防止耐药菌株增多，并直接威胁人类自身。
3.6 禁止使用没有认真安全评估的商品疫苗、自家苗与所谓特殊自家苗。以防止人为扩散疫病，防止因更多的突变机会产生病原微生物的新毒(菌)株。
笔者以为，认真总结人类长期应用弱毒疫苗灭病未果的教训，面对我国的养猪现状，在尚不能消灭这些疫病之时，应该退而求其次，学会与这些病原微生物共处。唯有此举，我国养猪业才能走出目前疫病缠身的“混沌”局面。
责任编辑：骆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