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授精推进我国猪联合育种

　　二、我国猪育种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我国猪育种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是缺乏有效的育种组织。在养猪发达国家，猪育种组织主要包括育种者协会及育种企业。育种者协会由个体育种场联合成立、得到政府的认证。协会设立管理委员会，负责育种目标的修订、种猪的登录、提供技术咨询、及组织种猪的销售工作。育种者协会为非商业性组织，其经费来源主要靠会员资助和会费。当政府需要通过育种者协会实施某些项目时，也提供一部分财政资助。育种者协会定期组织种猪拍卖，在拍卖会上要对公猪按育种法规进行国家鉴定和发证工作。在育种群和生产群中只允许使用经国家鉴定并发证的公猪。除了组织拍卖会，育种者协会还组织舍内销售。在育种企业出现以前，猪育种工作是由政府组织通过育种者协会来进行的。

　　育种企业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猪杂交繁育体系的推广而产生的商业性育种组织，是由一个大型种猪场与一些合同协议猪场组成共同实施一项杂交繁育方案的联合体。育种企业主要包括育种部门、兽医防疫部门、销售与咨询部门、经营管理部门组成。其中育种部门负责进行基础育种群的育种工作，发展新的品系，筛选新的杂交组合。由于育种企业一般存在着一个从基础群到种猪扩繁再到商品场的垂直一体化结构，因此各层次之间可以根据销售计划相互签定购销合同，这样前一层次就有义务为后一层次按量、按质、按时提供种猪，实现定产定销。目前，国内有影响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种企业主要有PIC、斯格等跨国企业在国内的合资企业，其原种场都在国外，国内部分只承担扩繁的任务。当然，这也可以促进养猪的发展。我国集约化养鸡生产近20年的快速发展，在品种上主要是依靠国外育种企业的产品在中国的大量扩繁推广。

　　明显的，我国的多数种猪选育场目前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全国有瘦肉型种猪场200余个，但存栏种猪500头以上的种猪场不到三分之一，且多数选育场为了提高种猪销售量，都饲养多个品种的种猪，因此单位种猪场单个品种的育种群规模都比较小。多年来，在传统的闭锁核心群育种思想指导下，每个猪场各自为阵，相互之间极少交流，导致我国猪育种总体上呈现没有组织、育种场之间互相独立、相互竞争的局面。多数种猪场即没有能力发展成为典型意义上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种企业，又感觉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开展种猪选育工作而不愿联合，深怕联合以后产品优势受到威胁。由于各种制约因素，虽然我国在1993年以来相继成立了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育种协作组，但都局限在技术讲座和交流；各地兴建的种猪测定站也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育种方法上，由于缺乏足够的投入同时还要照顾种猪销售，多数种猪场还处于根据体型外貌或者体型外貌加表型选择的阶段，同时，为了减缓发生小规模猪群的近交衰退，多采用保留血统的家系内选择方法，育种效率普遍低下，优良基因不断流失，猪群遗传水平逐年下降，为了保持销售量，不得不淘汰猪群，重新引进大量种猪，陷入引种—扩繁—退化—引种的局面。整体上，我国的种猪场实质地成为国外种猪场的不同级别的扩繁基地。大规模活猪引种过程一旦引入新的病原，导致传染性疫病的发生，严重影响种猪场的正常生产与经营，根本谈不上育种工作。

　　可以预期，我国的种猪产业将呈现以下5种发展模式：1、国外育种企业以合资或独资方式，在我国建立扩繁基地，推广其配套系，发展成类似肉鸡、蛋鸡的配套系生产模式，如PIC、斯格、达兰配套系等；2、更多国外育种协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推销其成员单位的纯种种猪，如丹麦育种协会，也可能在中国合资建立种猪扩繁基地；3、国内现有的少数大规模、实力雄厚的畜牧企业联合其他种猪场、商品猪场或养猪专业户发展为育种—养殖联合体，走“产—加—销”一体的产业化、集团化经营模式；4、种猪场改变闭锁核心群选育的理念，采用“闭锁—开放”相结合的选育方法，经常引进种猪，提高猪群性能，减缓近交压力，即采用“交流但不联合”的育种模式；5、种猪场通过成立区域性的育种协会，走纯种猪联合育种的模式。前3种模式属于育种企业模式，其育种方法属于企业的技术机密，不可能对外公布，其成功与否直接由最终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来检验。目前我国社会化的猪育种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促进第4种模式和第5种模式的发展和完善，即将我国大量的中小型种猪场组织起来，开展联合育种工作，提高育种效率，改变整体上成为国外种猪场之扩繁基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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