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我国牲猪存栏约8000万头，年出栏约5000万头，经60年发展，我国已拥有近5亿头存栏，成为年出栏约6亿头的世界第一养猪大国。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国人在感到自豪的同时，是否更应该将目光聚焦在经历的教训上，因为尽管取得到光辉瞩目的成绩，但是花费成本太大，至今众多的疫病像阴魂一样仍然附着在拥有良好品种、良好饲料、良好药品、良好技术的养猪业身上，始终只能以庞大存栏、高死率、低出栏率换取保障供给。
一、有哪些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1958年养猪业兴起“三割”快速育肥法，即将仔猪的耳朵、尾巴、甲状腺割去猪只便可又省饲料又快速生长。今天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的事儿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竟然还风靡一时，被割仔猪流血不止，幸存者也成为粘液性水肿病猪。尽管此法很快夭折，损失亦不大，但留下思索重重。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直七十年代初兴起稻草养猪。此风不小，由部队刮到地方，与个个生产队要集体养猪的运动结合波及全国。那时粮食紧张，稻草却很多，利用这被焚烧的无用之物做饲料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毕竟猪吃了不仅不长，还越来越瘦，最终被历史遗忘了。
改革开放后，养猪业迅猛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把中国的养猪业推到了一体化的进程中，与世界交往频繁，中国养猪业难以独净其身。在采用西方饲养模式的同时，多种境外疫病传入国门，养猪业从此被疫病附体，无以宁日。既然是疫病，体温升高（发热）自然是主要症状，当人们根本没有发热鉴别意识，根本末进行发热鉴别，未得到正确诊断治疗效果又不如人意之时，坊间便有了无奈的“高热病”一说。遗憾的是众多专业人士也起而附之，“高热病”成了当代中国猪病的代名词。
更有甚者将“高热病”与蓝耳病划上等号，于是全国一片蓝。以此等认识指导猪病防制自然收不到好效果，疫病连绵不断，高致病性蓝耳病的一统见识便甚嚣尘上，将当代猪病的猖獗归结于高致病性蓝耳病，高热病也就等于高热病性蓝耳病。刚开始，人们对高热病等于高致病性蓝耳病深信不疑，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化现在持这一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了，究其由，别无它理，只因它不符合猪病的客观事实。
如果说养猪三割，用稻草喂猪是一般言之的愚昧的话，出自坊间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事隔几十年，在养猪科学更趋完臻的今天，先进的养猪技术如此普及的时代，出现高热病等于高致病性蓝耳病的谬误就不能不发人深省了，当然，相关文章很多，但难觅从哲学层面上总结这些教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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