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猪年已经谢幕，数千万与猪业相关的从业人员或悲或喜、或怨或恨、或恐或忧，亦都只能迈着沉重的步伐向昨天告别；而更多的人，可能涉及13亿的每一位中国人，只要稍加思索都会深切体会到猪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乃至长远利益密不可分。尽管有无数理由可以怀疑，但主流经济社会只会接受政府统计部门的权威数据：2006年我国出栏上市商品生猪6.8亿多头，生产猪肉5197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1%，年人均消耗猪肉39.6公斤。过去的一年，如以每公斤猪肉比正常合理价格多涨4元的保守算法，除了部分宗教信仰人群，粗略推演一下，每位中国人在猪肉消费项目下多付150元左右。经济学家们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在非正常猪价的引领下，由食品价格唱主角的物价指数（CPI）急剧飚升，在极之片面、乃至歪曲事实的数据误导下，通货膨胀终于从虚假演变为现实；在有胆量就可以有话语权的环境下，在超级大国及金融大鳄的虎视耽耽下，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被大量掠夺。仅在养殖业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都在“成本说”的幌子下理直气壮地实现鲸吞壮举，使得一段时间内因病害造成猪源不足，供需失衡导致猪价上涨，变成成本上涨与猪源不足双重压力下的实实在在的猪价上涨。可以预料，短时间内，如不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很难看到猪价会有合理的回降空间。
即使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传统农业大国正处转型期的今天，每位有良知的思考者应该再次深刻体会到先贤的教诲仍未过时：粮猪安天下。
因此，面对依然十分严峻，且短期内难见有效控制端倪的猪病困扰，严肃、认真、客观、负责任地剖析近年，尤其是06年以来，此起彼伏、反复无常的猪病真相及相关处理措施的得失，探讨中国猪业何去何从，是业内人士为养猪业早日复苏、为社会繁荣安定所肩负的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近年来猪病为何如此凶猛、反复无常？是天灾还是人祸，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但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有些问题业界已有定论，但更多的悬案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这两年猪业屡遭重创，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大方面：
一、安全生产责任人制度成为掩盖猪病真相的原动力
毫无疑问，自下而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人制度，对约束各层次的管理者，保障社会运作安全有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涉及相关责任人的切身利益，乃至影响到其终生仕途，重责之下为了自我保护，往往是单位首长的第一安全生产责任人只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此种现象在这两年的猪病问题上可说是从下而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猪病凶猛无比，死猪无数，早已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但仍然上下各级心照不宣，概以“成本说”掩盖真相。数月前笔者出差中南某传统养猪大省，当地某著名晚报头版重要位置消息：肉联厂近日屠宰生猪已开始改变过去几个月来50-60公斤重中猪为主的情况，开始收到100公斤的大猪，表明猪农已克服饲养成本提高带来的困难，猪肉供应可望逐步缓和紧张局面……。这种明目张胆欺骗公众社会的情况并不鲜见。既然没有猪病的“正规报告”，理所当然不必采取相应措施，任由猪病蔓延成为必然结果，误导社会、误导各级政府决策机构甚至国家领导人亦心安理得。此外，极力鼓吹“成本说”，不但可以将责任推给上帝——他有一只无形的手，猪价高是他造成的。还可以不遗余地积极争取二次分配纳税人的贡献——从各种补帖项目中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
笔者认为，一项重大社会管理制度本来可以发挥其确保一方平安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功能无限外延，甚至在违反自然法则下强行实施，不但会对各级领导起到“逼良为娼”之效，还会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凭心而论，如果没有某些“强人所难”的制度约束，相信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在这两年的猪病流行之时会做得更好，更不会为了向上交差而作出诸如“我们保证没有禽流感”之类违反科学的承诺。
二、国家没有宣布为疫区什么事也不能做
自06年7月份起，笔者在多个省市奔走呼告，建议各级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拦截交通要道严控病猪在各地转运散播病原。但即使关系最好的领导层朋友亦只能摇头叹息：你是对的，但国家没有宣布为疫区，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有违法嫌疑。直到07年5月份，严格来说属于外行人士的某媒体记者在广东云浮思劳不小心发现了早已是不成秘密的秘密，才让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不面对现实。但此时全国各地早已遭受狂风暴雨的袭击，整个行业只能用体无完肤来形容了。如果我们的主管部门没有那么多禁区，我们的领导没有那么多敏感的约束，相信举手之劳但却行之有效的病猪禁运措施早已实施，猪病风暴亦不致于如此迅猛席卷全国。
相比之下，令笔者感到反差极大的是，去年10月初，笔者应邀再赴菲律宾作猪病控制之技术讲座，讲完课后才知道，听众席上除了该国各大猪场老板及技术主管外，还有该国农业部的畜牧、兽医、卫检及食品各部门的主管领导。不同国度之官僚文化差异可见一斑。
三、主流派专家一系列的判断失误造成猪病失控
毫无疑问，任何一位业内人士都不想看到猪病失控的情况发生，在疫病肆虐的日子里，相信行业高层管理者的压力会更大。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判断失误才会导致谁也不想看到，但却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从来没见过猪病如此凶猛、症状如此复杂、损失如此惨重，却又无法判断病因。在一片慌乱中，养猪人把一些田间临床症状描述用语作为疫病命名的依据，提出“无名高热”的概念，对基层兽医甚至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士来说，用词不准确，本来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的商家、专家、乃至政府主管部门却不加辨别，一概认同。终于很快在全国以讹传讹，使原本就较为复杂的病害更被“无名”之说蒙上一层阴影，令行业找不到方向。更有少数专家标新立异地指出诸如链球菌、大肠杆菌乃至非洲猪瘟等各种病原说，稍后，逼于种种压力，分子生物学家专家又提出“蓝耳病”说，证据确凿地表明找到“高致病性‘蓝耳病毒’变异株”、并以极快的速度开发为商品疫苗。然而，有目共睹的事实表明，良好的愿望并未能转化为现实。“高致病性”新疫苗并未对猪病控制起到任何有意义的帮助，恰恰相反，曾经遭受多次劫难而对该种疫苗存有戒心，不敢轻易使用的养户，却能躲过可能再次遭受的损失。
早在今年初，笔者曾建议若干位顶级专家及行业高层领导到表观健康的猪群中分离“蓝耳病毒”相信定可得到想要的“变异株”。无情的事实再次表明，病毒的变异是生物界的家常便饭，只是我们的分子生物学专家在近年才掌握了PCR技术，而且仅仅能够看到病毒分子一级结构上的变异，理论上，发生在二级或三级结构上的变异会更频繁、更复杂，只是现时的手段仍无法明暸而已。
另一方面，我们的猪病早已不是单一病原感染所致，在复合、继发感染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去分离假设病原只能得到“瞎子摸象”的结论。少数“只为课题谋”的专家如果不跳出狭隘的圈子，要想对猪病控制有所作为实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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